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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研究]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转换与机制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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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0 13:03: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摘要三十多年来,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以静悄悄的民主试验的形式拉开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序幕,并在代议民主的框架下形成以选举为重点的发展路径,从制度建设到权利保障,从政治文化到社会条件等,推动了整个村民自治的发展与深化。与此同时,实践中村民自治也面临行政化带来的自治悬空,参与乏力带来的自治空转,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难以有效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以代议民主为原型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需要容纳多元主体、开放平台、复杂决策和跨区议事等新内容,因此,必须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寻找新的路径,而协商民主正与当前解决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和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相契合,并能够对村民自治的运行进行机制重塑,进而推动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协商民主;村民自治;机制重塑
+ H$ n3 J3 I8 g( g* [- z0 Z
一、自治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自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治理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体现了人类通过自我治理来获得秩序和发展的要求。在《辞海》中,“自治就是自己治理自己”[1],属于广义上的自治。而政治学意义上的自治主要是狭义上来界定,即地方自治,《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自治界定为“实行自我管理的国家,或国家内部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和主动性机构”[2]。戴维·赫尔德扩展了自治的内涵,“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3]。从上述有关自治的内涵界定可知,不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生活中的自治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因素:一是自主,即基于自我的判断,不受外力强制的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二是自力,即依靠自我的力量,讨论和决定与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三是自律,即源于自我的内省,对于共同决定和规则制度的遵守。为此,自治在人类社会治理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从人类初始形态的部落到如今的现代国家,自治可以形成一个社会的基础性秩序和动力。[4]正因为自治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使得人们在寻求秩序和发展时不得不重视自治的价值。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广大农村,由于公社体制解体后社会失序,基层社会自生自发建立自治组织,开展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村民自治。相比于以前的高度集中的公社制度,村民自治是广大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处理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现农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治理活动。作为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形式,自治的价值具体表现为村民自治的群众性、直接性和平等性。
一是群众性。对于村民自治而言,群众是自治的主体。早在村民自治开始之初,彭真就认为“十亿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一方面是通过各级人大来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是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自己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这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5]。
那么,在具体的村民自治中就应该贯彻落实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真正让群众能够自主、自力和自律,从而实现村民自治的群众性。
二是直接性。相比于国家治理而言,村民自治最大的特点是直接民主性,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是由村民自治的内在特点所决定的,村民自治既源于村民生活的需要,又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与村民利益相关的大小事情都可以成为村民自治的事务。
三是平等性。在村民自治中,每一个主体自主支配自己的行为,在基本的制度框架下均是平等的个体,有不为外力所强制的权利。当然,这种平等不只是法律规定下的平等身份,更应该是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拥有参与能力和影响力。因此,在实际的村民自治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既包括参与机会的平等,又包括参与资源的平等。
二、代议民主框架下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若干途径
围绕村民自治的群众性、直接性、平等性,在最初的法律制定和制度设计思路上追求的是直接民主的理想,村民会议在整个村民自治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为此,最初村民自治制度体系中只有村民会议,而没有村民代表会议一说,只是到后来的具体实践中,尤其是撤社建乡后,村民委员会在生产大队一级建立起来,为了与公社体制接轨,村民自治的单元逐渐扩大,作为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和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村民代表会议才逐渐成为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6]显然,此后村民自治更多地从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出发,以选举为重点来推进整个村民自治的发展。具体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1.制度建构视角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村民自治的属性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的争议,一是将村民自治的建立归于公社解体后重建社会秩序的尝试,二是作为克服公社体制下国家代理人半官僚化和内卷化功能障碍,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现代转型。[7]不过,作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轫,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是出于一种民主取向。[8]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具有代议民主制的属性。因而,村民自治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其内在的民主价值,又以代议民主为制度原型。于是,在村民自治兴起的时候,理论界以代议民主来观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具体表现在试图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和修订,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来提升村民选举的竞争性、参与性和程序性,进而为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以及提升政府财政整合和政策执行能力等。[9]此时,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是从制度建构入手,逐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例如:村民代表制度、村务公开制度、财务监督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以此作为提升村民自治有效性的主要方式。
2.权利保障视角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在制度建构的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制度也不能够代替作为主体的人,于是,有学者从精英主义的角度出发将村民自治主体分为若干类型,包括村干部、村庄能人、普通农民等,分别加以研究,重视治理精英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村庄能人以及新经济群体作为新的治理精英的分析,希望通过治理精英的转型来提升村民自治的质量,推动村庄善治。另一方面则是对治理精英进行角色分析,洞察背后的体制性矛盾。村民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之所以引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村干部扮演着双重角色存在着矛盾,其深刻的宏观社会背景则是国家与社会、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10]显而易见,只有逐步解决行政权和自治权之间的冲突,才能真正推动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不过,大多数学者仍然从民主取向出发,聚焦于农民的主体权利。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为一种外部性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正在内化为亿万农民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民主权利。尽管部分农民可能不会参与具体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活动,但作为一项权利,是其他力量不可剥夺的。[11]在此基础上,希望通过健全农民的权利保障体系,消除体制性障碍、完善法律制度、建构多层次的权利救助机制,推动村民自治向前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对于微观改革与宏观改革不相配套的治理体制,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村民自治权利的保障更为重要。[12]受制于农民的权利观念和民主意识,作为应然状况的民主权利,并不能自然转化为实际的民主行动,因为农民还缺少必要的表达、合作、组织、参与等能力,这就需要从培育农民民主能力着手,扩大村民的参与,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动力。[13]
3.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民自治有效实现
在自治主体之外,部分学者也积极关注农村乡土传统文化,从更宽广的社会背景来分析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及其未来发展。一些学者在研究传统社会的时候,认为传统文化可以作为农村治理的资源,促进社会自治。汉人宗族真正合理的前景,也许应该是逐渐自愿地消除其残余的强制性,在保持自己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来。[14]与之相对,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家族组织不可能为村民自治提供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反而会扭曲村民自治的精神。只有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农民的自我组织,以及在民主自治实践中培育的农村公民社会,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15]随后,从具体的文化分析聚焦于社会资本,中国社会资本的特点是传统社会资本丰富而现代社会资本不足。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地区的贯彻落实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社会资本的影响。[16]为此,村民自治要消除传统社会资本影响,通过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增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还有学者认为当前村民自治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缺少相应的自治文化基础,为此,构建相应的政治文化,使村民自治所需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法治精神内化为村民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就成了摆脱村民自治困境的一种重要选择。[17]
4.条件-形式视角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价值-制度、文化-主体讨论之后,村民自治研究经过一段沉寂后,伴随着各地村民自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又重新回归到村民自治本体的讨论。随着国家建设背景的转换,村民自治必然会回归村民自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中央1号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就体现了这一走向,为村民自治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18]以此为起点,从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出发,开启了村民自治的条件-形式研究。村民自治是一项植根于群众实践中的制度和活动,对实践的“社会土壤”要求特别高。只有合适的“社会土壤”,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才是有效的。这些条件包括利益相关、地域相近、文化相连、群众自愿、便于自治等,涉及产权关系、社会联系、文化认同、自治能力等深层领域的结构。[19]
一些研究者陆续围绕地域相近、利益相关、文化相连、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等主题进行相应的研究,并主张根据不同的条件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努力建构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体系。
5.基本单元视角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在条件-形式范式影响下,一批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村民小组、村落、院落等次一级的村民自治单元相对于建制村更满足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诸多条件,更加具有自治的活力,由此提出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理论命题,逐步发展成为对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讨论,即什么样的单元最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20]村民自治应打破以行政村为统一单位的村庄自治,根据利益相关、文化相连、地域相近、规模适宜、群众自愿等条件寻找可以实施直接民主的自治单元,大力推进村民小组自治、湾冲自治、屯自治及各种活动自治、载体自治,寻找多种类型、多样化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建构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体系,真实有效地实现村民自治。[21]进而将其扩展为一种新的村民自治形式,即“微自治”。“微自治”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村居民自治为前提和基础,又是对它的超越与发展,主要表现在:自治范围不断下移,自治内容更具体;自治方式趋于细化;赋予自治主体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广大基层的民主自治功能,将人民群众的自治水平与创新能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22]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视角的整体制度框架仍然是代议民主的,即具有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村民在各种形式的组织单元内通过各种委托-代理制度选择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来管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在代议民主框架下,村民自治得以确立其民主属性,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推行全国,然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性、直接性和平等性只是一种应然状态,事实上的村民自治与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作为村民自治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日益行政化,变成乡镇的“脚”,承接过多的行政管理事务,他治代替自治。在村民自治中,部分村民对村庄事务不感兴趣,导致村民参与不足,村民自治空转。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村民自治受途径和机制的约束,自治的内在价值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行动,无法让村民自治有效地运转起来。此外,伴随着农村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以代议制度为主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需要容纳多元主体、开放平台、复杂决策和跨区议事等内容。为了达到更多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和更高决策合法性[22],有必要从协商民主的角度出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实现村民彼此之间,以及与村干部、公共机构之间经特定的协商程序,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辩论以及听取相关的背景知识等话语交往方式进行更具理性的公民参与,进而在村庄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将应然的自治发展为实然的自治,必须在新的基础上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和机制。
三、协商民主与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内在关联性
近年来,基于协商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实践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村民自治有效运转的成功案例和经验启示。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转,其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协商民主的价值与村民自治内在要求相契合。协商民主指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在一种有民主宪法规范的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中,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治理形式。[23]协商民主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即为政治生活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二是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容纳每个受决策影响的公民,实现参与的实质性政治平等及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的平等,自由、公开的信息交流,以及赋予理解问题和其他观点的充分理由;三是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明确责任,进而做出得到普遍认同的决策。[24]对于村民自治而言,协商民主的治理意义更为突出。协商民主的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机制,政府搭一个协商民主的平台,通过理性讨论使百姓发生思想变化,最后公民自身做出解决难题的方案。[25]显然,贴近于农村生活的村民自治正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的重要场域。
协商民主将开辟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村民自治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具体来看主要有改革开放后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规范规制阶段的村民自治。[26]广西宜州合寨村诞生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当时村民委员会主要是公社体制解体后社会失序,村民自我组织起来建立公共秩序,并力所能及地解决一些公共服务问题。此一阶段的村民自治仍然属于基层社会的自生自发之举。后来,伴随着村民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之后,取代人民公社体制而形成“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逐步规范村民委员会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受制了国家权力的规则,村民委员会逐渐成为基层政府的延伸,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以至于出现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协商民主强调村民的广泛参与,以此来打破行政权力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垄断,赋予村民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有助于村民自治从政府规划引导型向村民内生参与型转变,符合村民自治的发展要求。
协商民主将丰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方式。村民自治源于村庄生活,有着丰富多样的自治事务。村民委员会虽然是村民自治的权威性组织,但是其方式和手段有限,面对纷繁复杂的村庄事务,任何单一化的治理手段都有可能失效,必须根据不同的自治事务选择灵活的方式来处理。在以往的村民自治中,选举、投票、表决、命令、说服教育等已经不适合于内生型村民自治的发展要求,也与农村村民的观念和态度不相适应。协商民主提倡平等主体间的协商,包含更加丰富的方式和手段,比如:公开发言、平等对话、持续沟通、多方讨论等。同时协商民主关注的是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妥协,形成集体的理性,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强制性方式。显然,在村庄共同体内部,任何强制性的自治方式都可能影响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因为每一个村民都是自治的不可或缺的主体。只有在村民共识的前提下,村民才能积极参与到自治中,真正让村民自治运转起来。
协商民主将激发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动力村民自治说到底是村民的自主管理,离不开村民的参与。之所以出现村民自治空转,主要原因是缺少村民的积极参与,自治的内在动力不足。在未来村民自治发展中,随着村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村民参与村庄事务和活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将成为村民自治得以运转的重要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参与一直是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和重要目标。当前,村民自治中村民参与乏力,这既与村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薄弱有关,又受到原有参与渠道和参与机制的影响。与之相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和矛盾冲突日渐增加,意味着在将来的村民自治中存在着大量的参与需求和参与空间。不论是从现实困境还是未来发展来看,村民自治的深化有赖于村民参与的扩展。协商民主鼓励村庄内外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并将其作为协商合法性的来源,同时尊重协商程序,把参与纳入到有序的制度化渠道,坚持参与过程公开,打破决策的“黑箱”,在协商过程中从公共利益出发努力形成最为广泛的共识与合作。村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在协商实践中得到学习和锻炼,逐步提高村民的参与水平,为村民自治有效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在协商民主中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虽然肯定协商民主与村民自治的关联性,以及协商民主对于村民自治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代议民主对于村民自治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在新的视角下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将协商民主的理论资源嵌入到已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之中,将以前所忽视的开放包容、平等参与、重叠共识、多方协调等协商民主的因素置于村民自治的运行过程之中,对村民自治进行路径转换和机制重塑,以更好地体现和发展村民自治的群众性、直接性、平等性。
1.村民自治从选举民主到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
现代代议民主对文化多元的复杂现实缺乏应对性,如果不加以改造,多元文化主义的诉求亦很难得以满足。因此,现代代议民主必须更新其制度形式从而适应多元文化主义的要求。以代议民主为制度原型的村民自治诞生之初,主要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村委会组织,对于村民自治有效性的界定更多地是从民主选举的角度出发,包括选民资格、后候选人条件、提名、竞选、正式选举等,集中表现在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之上。随着村民自治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善,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以来,大量的公共资源需要分配、大量的公共问题需要处理,大量的公共事业需要兴办。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应该转移到解决与村民利益相关的资源分配、公共事业建设之上,让村民在选举之外获得更为广泛的参与,从而使得村民自治更有助于解决基层各种实际问题。
2.在村民会议制度基础上建立更开放的协商议事平台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架构是:村民会议是村最高权力机构,不召开村民会议时,由村民代表会议代行村民会议职权。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工作机构,执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对它负责,并接受监督……村委会成员的权力来自村民的授予,村民有权撤换或罢免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27]正是由于村民自治有效性的重新界定,为了将协商民主的要素融入到村民自治之中,必须在原有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之外,建立新的协商议事的组织。在坚持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同时,积极鼓励各种类型的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论坛、恳谈会、听证会等,为村民提供更为开放、更具有弹性的协商议事平台。
3.在利益相关的前提下赋予多元主体协商议事权利
在原有的村民自治体系中,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体主要限定在具有村民资格的的村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了适应日益开放的村庄边界,兼顾到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新的协商议事平台中,村民、村民代表、党员、党员代表、乡镇干部、社会组织、驻村企业等应该有参与与其直接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权利,同时对发言权、表决权、监督权等进行区分,赋予不同主体以对应的协商议事权利,从而打破原来相对封闭的村民自治体系,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村民自治。
4.在村民投票聚合之前通过充分讨论寻求重叠共识
重建以议事为中心的村民自治进程,具体包括公共议题的确定、协商主体的意见表达、协商主体意见的综合、多轮交互的讨论、投票聚合、决策实施、决策反馈。为了达到相对高效的议事效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广泛的信息沟通,确定公共议题的类属,并选择合适的话语表达,由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议事会、理事会等来对议题进行排序,选择合适的议题纳入议程。在公共议题确定之后,相关参与者可以通过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会议、议事会、理事会、论坛来进行意见的表达。在意见表达之后,通过协商民意测验来进行意见的综合,每次协商民意测验前后进行多轮交互式的讨论,让村民的决策偏好逐渐集中,并就相关议题内容达成重叠共识。对于那些通过协商无法解决或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或事项,可以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投票聚合,形成最终的决策。在完成一系列决策程序之后,决策的执行和反馈交由村委会承担,进而将协商民主的要素嵌入到整个村庄决策过程之中,并成为村民自治中重要的一环。
5.在两轮协商之中实现村民自治与乡镇管理的衔接
协商治理包括村民内部的协商以及村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协商,通过两轮协商实现村民自治与乡镇管理的衔接。第一个环节上的协商是村民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在这一环节中,参与者在一定形式的信息和知识支持下相互讨论而就村庄政策达成某种较为理性的认识。第二个环节是达成较为理性认知的参与者与公共机构之间,相互倾听对方的意见和需要,从而在参与者代表的村民与乡镇、村委会之间形成某种共识。借助于两个协商环节,在村民内部达成意见综合的基础上,与公共机构进行沟通,实现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结合,在村民参与的情况下将协商理性纳入到行政理性之中,形成更具有公共理性的决策。
6.在坚持跨区协商议事中探索适度规模的村民自治单元
着力推动跨村民小组、跨村、跨乡镇之间的协商议事,打破以往单一的组织体系和封闭的参与主体的限制,在更加灵活的范围内进行协商议事,对原来以村庄边界为主的村民自治活动进行调整,针对不同层次的相关利益,选择适度规模的村民自治单元。不仅可以将村民自治延伸到村民小组等有建制边界的单位,还可以扩展到临村之间,乃至临镇临村之间等弹性边界或特定群体的社会自治活动,进而将现有的村民自治的范围逐渐扩大,而不必受限于原有的村庄边界,以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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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7页。
[2]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4]徐勇:《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2页。
[5]彭真:《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6]当时围绕直接民主和村民代表制度曾经有过争论,最开始的时候因为直接民主与马列主义民主理论所倡导的群众自己从下面管理整个国家,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的理念相契合,另外,高层领导也寄希望于通过群众自治实现农村基层的直接民主。具体参阅任路:《村民代表制的起源与国家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制与国家治理——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4年12月6日-7日。
[7]王金洪:《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属性何以成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页。
[8]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9]王绍光从村民自治的民主试验看到民主制度建设与政府财政动员能力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参阅王绍光:《公共财政与民主政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王旭认为基层民主实践产生国家和社会互强的效果,同时加强村民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国家在农村地区贯彻其政策的能力。参阅王旭:《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的权力互强》,《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此外,还有李连江、欧博文:《村民自治:构想与现实”》,载陈明通、郑永年编,《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台湾研究基金会丛书二之三,月旦出版社,第325-348页。
[10]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第151页。
[11]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第63页。
[12]徐勇:《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第63页。
[13]参阅徐勇、马华:《南农实验: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钱杭:《当代农村宗族的发展现状和前途选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第89页。
[15]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2页。
[16]苗月霞:《社会资本视阈下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行绩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第203页。
[17]戴玉琴:《政治文化视野下对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解读》,《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9页。
[18]徐勇:《拓展村民自治研究的广阔空间》,《东南学术》2016年第2期,第87页。
[19]徐勇:《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6页。
[20]相关论文有邓大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历史经验与理论建构》,《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4期;郝亚光、徐勇:《让自治落地:厘清农村基层组织单元的划分标准》,《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
[21]邓大才:《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条件研究——从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视角来考察》,《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83页。
[22]赵秀玲:《“微自治”与中国基层民主治理》,《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51页。
[23]张敏:《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第137页。
[24]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5]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页。
[26]参阅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和出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徐勇:《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页。
[28]王金洪:《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民主属性何以成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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